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外，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开放是撬动改革的力量，开放是驱动发展的引擎，如今扩大开放的发令枪再次响起，面对奔涌而来的时代巨浪，应更加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决定作用，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4月27日下午，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我校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之高端访谈“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与扩大开放”在我校下沙校区顺利举行。参加高端访谈的嘉宾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永杰先生，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董事合伙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实务导师、杭州律协并购与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赵健先生，杭州娃哈哈集团贸易投资部部长焦长勇先生，浙江永通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由中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商女杰理事会会长裘菊兰女士。访谈由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郭志芳博士主持。

四位嘉宾围绕扩大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问题一：请谈一谈民营企业发展之路以及您的切身感受。

陈永杰认为民营经济从经济的15个方面根本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从社会的五个重要方面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分别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市场主体结构、就业格局、投资增长格局、制造业与工业发展格局、科技创新发展格局、消费商品供给格局、房产供给结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源渠道、产权结构、财富积累结构、公益慈善事业格局和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中共党员的组成结构、政治的组织结构和社会文化多个方面的发展格局。

赵健指出民营经济或者是民营企业整个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是四种驱动力量影响着这些企业的发展，概括为资源驱动、市场驱动、模式驱动和创新驱动，这四种驱动力量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在发挥着不同影响。他认为如果前三轮的驱动力量主要是由民间自下而上的一种推动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创新驱动是由中央政府在大力推动的。

焦长勇强调民营企业家才是真正的民营经济的引擎，虽然科研机构是由政府资金养起来的，政府引领着科技理论创新，但是缺乏民营企业将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也解决不了生产力变现问题。

裘菊兰根据自身经历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民营经济占经济主导地位已经显现，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态；二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需要不断地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学习能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以及需要健全的意识。

问题二：企业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裘菊兰从四个方面指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措施。首先，企业家应该练好内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以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综合能力、法治知识。第二，内部流程不断优化，做到精细化、制度化的管理。第三，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行业定位，明确应该要做的和放弃不做的范围。第四，不断地培养人才或者引进人才，适应目前“产品加服务”的特点，将制造业做成一个“互联网+制造业”。

问题三：《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是否会对民营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引进来”法制建设的完善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

焦长勇认为，《外商投资法》中的三个核心内容（国民待遇、全面保护和负面清单）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意味着打开中国大门，在高科技产业和人才争夺方面可能会对民营经济带来冲击，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太大影响。相反，法律的出台会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

赵健认为，《外商投资法》在今后的20年、30年，会对中国的整个市场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其中蕴含的竞争中性原则将对对民营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问题四：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很多国家制定了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制度。面对严格的民营企业怎么样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加的顺畅？更加的稳健？

赵健认为，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就要抱团取暖，将今天的中国制造和全球市场匹配起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就是有足够竞争力的。单个企业走出去收购会面临很多的技术性障碍，但是今天迎着“一带一路”的大势走出去的时候，如果抱着产业链的形式，将会有广大的空间。

问题五：产权与平等是民营企业家十分关心的问题，面对制度的不完善，或者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企业和政府应当如何作为？

陈永杰认为，政策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但要落实到每一个企业身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市场中性、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产权中性以及法律中性，所有的市场主体权利平等，享有平等的机会。最大限度的发挥民营企业的潜力，带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

焦长勇认为，中性的提法有点理想主义，因为管理从来都是分阶层的，社会从来有不同的禀赋，不同禀赋自然有相应不同的资源，不同的被认知和被对待。外商投资法是个竞争中性的提法，事实上具体落实起来有很多的问题，靠理想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种强国梦想。

问题六：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是否有其他路径选择确保资金的产权得以保全？

焦长勇认为，产权这一概念在90年代初或者更早的时候开始进入教科书，产权是社会改革一个最基础的东西。民营企业家对于产权的顾虑在于民营企业是否可能被征用。民营企业家都带有原罪的，但不同的年代定义原罪应该是不同的。政府在制度上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情景化的设计，政府是希望民营企业越来越好的。民营企业家要有行动、学习的能力，同时也对职业经理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的职业经理市场来说应该是越来越好的。

陈永杰认为，需要对原罪的概念做出界定，原罪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一个道德概念，但绝对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是对当时的法律、政策、规章和道德观念的冲破，而这种冲破带来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改革，因此是“原功”。